“知县”和“县令”，在当下的人看来，并没有什么区别，县是古代地区划分的一个单位，无论是“知县”还是“县令”，都是管辖这个县的地方官呗。
可实际上别看这两个称呼只有一个字不同，但却完全不一样。称谓不同，管辖不同，职务内容也不同，这两者之间到底为什么会有差别呢？
地方选拔的“县令”
我国自春秋战国时期，就已经出现了县级行政单位。那时诸国林立，每个诸侯国的国情不同，文字、度量衡等也都完全不一样，这官职称呼也一样，县级官员的叫法纷繁复杂，“大夫、令、尹”等等，叫什么的都有。
虽然叫法不同，但可别小看了这些地方官员，这些县级官员在当时，对于一个国家的稳定是十分重要的。
担任这一职位的，大多是当地声名远扬的乡绅，有学问，有威望。这也是各国君主想要的，只有足够有威望，才能够维系整个县的稳定。
直到始皇帝一扫六合，封建君主专制，除了“车同轨，书同文”之外，这些地方官员的称谓，肯定也是要统一的。
秦朝对于地方行政长官进行了精确的划分，“万户以上的县，县官称县令，万户以下的，称县长。”
很明显“县令”管辖的人更多，俸禄自然也就更多，但这两者都是五品官。
秦灭亡之后，汉朝初设，朝代的更迭导致人口骤降，秦朝时万户以上的县，已经没几个了，所以便取消了“县长”这一称呼，此后便只有“县令”这一个官职。
从春秋战国到汉朝，“县令”一职都有当地德高望重之人担任，不仅维系了当地的稳定，防止百姓生乱，更能够靠着这些人的名声，化解百姓对过重的赋税徭役的怨念。
秦汉时期，这一官职虽不起眼，却十分重要，所以县令手中的权力也不小。到了汉朝时，县令不仅仅只管地方行政问题，还承担了向上举荐人才的重任。
那时还并没有完善的科举制度，所以人才大多都是靠官员一层层的推荐，县令遇见优秀的人才，文韬武略出众，还是专长礼法农事，只要能够得到县令的青睐，便有入仕升官的可能。
所以当时的朝野上下，诸多重臣能臣们，都是从县令手下擢选出来的，县令这一职位的人脉超乎想象。
上能选拔直达天庭的官员，下能处理地方行政问题解决争端，无论是九五至尊还是平民百姓，都对县令这一职位敬重有加，这也是为何这一职位会被叫作“父母官”。
地方官做得好，这个县级单位便足够稳定，不仅百姓安定，不会生乱，农商欣欣向荣，还会按时按额缴税。对于朝廷来说，一个稳定的基层统治，对于社稷的稳定只有好处，没有坏处。
“县令”由来已久，那么“知县”又是何时出现的官职名称呢？
中央派遣的“知县”
“知县”一词最早出现在唐朝。在唐朝以前，“县令”还是由各地乡绅担任，但朝代更迭间，这种选拔方式也给中央集权的统治，生出了麻烦。
地方豪强的势力越来越壮大，原本用来稳定局面的官员，也早已被这些宗族势力、地方豪强所把控，成了带头反抗朝廷的一把刀。
地方不稳定因素增多，朝廷鞭长莫及，越发难以控制这些乡县。安史之乱的爆发，安禄山的崛起，背后便是这些宗族势力的不断强大。自那之后，唐朝的统治便再走下坡路，藩镇割据，各地战乱不断。
所以县令的职位也会频繁出现空缺，需要及时补上。为了避免地方势力的强大，中央专门派遣了官员前往，暂时代理县令官职。
这一职务的全称是“权知某县事”，简称“知县”，实际就是代理的县官，并不是一个稳定的官职。唐朝时，“县令”和“知县”两种官职并列，唯一的区别就是一个是当地选拔的，一个代表着中央派遣的。
宋朝时，“知县”不再是不稳定的官职，而是正式成为了北宋的官职之一。
宋朝吸取了唐朝的经验教训，为了避免宗族地方势力过大，不再像以往那样在当地选拔德高望重的“县令”，而是由中央直接派遣，任命“知县”前去县级单位走马上任。
这些“知县”们，都是正儿八经通过科举的路子走上仕途的，对朝廷必然忠诚。如此一来，便能够根本性的解决地方豪强势力过大，把持政权的问题。
但这种一刀切的处理方式，直接威胁到了地方宗族豪强的利益。所以在刚开始推行“知县”这一官职时，中央和地方对立得很厉害。
为了威胁朝廷恢复“县令”，这些地方乡绅豪强们，不仅对知县的日常执政工作完全不配合，甚至还会专门去妨碍公务，破坏知县在当地的威信。
种种举动，就是为了向中央示威，迫使中央放弃对地方的管辖。
但朝廷对这些地方势力的怨念由来已久，又看他们处处不配合，更会直接怀疑当地乡绅豪强是不是用心险恶，想要重现唐朝时藩镇割据的情况，所以坚决推行“知县”。
这也对派遣至地方的知县们造成了极大的考验，如何在不开明、不配合的乡绅下开展工作，树立知县的威望，是个不小的难题。
但好在，靠着政绩的突出，以及中央对地方权力掌控的不断加强，“知县”这一官职彻底在地方站稳了脚跟，取代了“县令”，成为了县级行政单位唯一的官职。
另外，科举的推广，更是给天下读书人提供了一条更明朗的出路。毕竟知县是中央所派遣，职能任务除了日常的行政工作，大部分还需要兼管兵马、军事，权力比起“县令”来，只升不降。虽职能多，但知县身边，还会有县丞、主簿、典史等人想帮，工作并不算劳累。
对于科举出头的士大夫而言，这可是个不可多得的美差。外放去做一段时间的知县，再调回中央，不仅能够积累政绩美化履历，仕途更是能更加顺遂，平步青云也指日可待。
所以当时的官员们，都是争先恐后想要去做这地方的父母官。但到了明清，知县又不再是众臣子争夺的香饽饽了，这又是为什么呢？
由先进到落后的地方官
到了明朝，中央集权进一步加强，知县这一职位沿用宋朝，仍然是由中央派遣。
但比起宋朝时的知县，明朝时知县的待遇相对而言较差，不仅身边只有一个县丞陪同相助，俸禄权力也都相继被削弱。
虽为地方官，掌管整个县的行政事务，官级却只是正七品，芝麻大小的官员。
一没权力，二无油水，升迁还更加艰难，明朝时很多地方的知县，如果只靠自己那点微薄的俸禄，连温饱都满足不了。
为了生计，知县带头经商。要么就是在重压之下，走上了不归路，越来越多的知县开始贪污受贿，不仅再是为百姓谋实事的父母官，反而陷百姓于水深火热之中。
清朝更是如此，甚至还设立的奖惩制度来对知县进行考核约束。
也是因此，明清时期，百姓对知县的好感也降到了最低点，他们不再是为百姓申冤，为当地做实绩谋出路的官员，而只是中央命令的传达者。
在政绩上，不求有功，但求无过。也让基层的统治越发混乱，滋生了反意。明清时期的“知县”也早已不是香饽饽，真正通过科举选拔出来的人才，也不屑于担任这一官职。
这也导致了明清时，负责地方行政事务的官员，能力才学都相对逊色。若无真才实学，很难将地方官做好，反而会变成蛀虫，危害整个县的长治久安。长久来看，对地方的管理和统治都有坏处。
这不仅仅是称呼上的不同，“知县”和“县令”除了都是县级官员之外，有着巨大的差异。
从职权上来看，“知县”是由中央派遣，不仅只承担地方行政事务，对中央负责，还会承担额外的兵马军事等职务，是中央集权制的表现之一。
从官职品级来看，明清时期的知县只是正七品，而县令却是有正五品，两品的差距，却不是那么容易能够弥补的。
而“县令”是由当地推选的有名望有能力的乡绅，只需承担行政事务，但在当地享有威望，对地方起到一个维稳的作用。
从这两个官职称谓的演变也能看出，封建专制时期，中央集权的出现是必要的，过度将权力让渡给地方，会滋生反意，形成割据势力，对于朝廷的通知百害而无一利。
但等到了近代，中央集权制度也逐渐显现出了落后性。
过度将权力掌握在皇帝手中，地方官的待遇太差，不仅会让官员们不愿实打实地工作，也逼得他们为了生计，不得不贪污受贿，最后民怨沸腾，也会反作用到朝廷身上。
但不论怎么说，从“县令”过渡到“知县”的过程，是封建君主专制历史上，中央集权发展的直接反应，也是中央集权发生改变，不可忽视的重要转折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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